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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临近桩基保护要求的基坑变形控制指标研究

木林隆, 朱孟玺, 黄茂松, 康景文, 纪智超, 余行

木林隆, 朱孟玺, 黄茂松, 康景文, 纪智超, 余行. 基于临近桩基保护要求的基坑变形控制指标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 2021, 43(3): 465-470. DOI: 10.11779/CJGE202103009
引用本文: 木林隆, 朱孟玺, 黄茂松, 康景文, 纪智超, 余行. 基于临近桩基保护要求的基坑变形控制指标研究[J]. 岩土工程学报, 2021, 43(3): 465-470. DOI: 10.11779/CJGE202103009
MU Lin-long, ZHU Meng-xi, HUANG Mao-song, KANG Jing-wen, JI Zhi-chao, YU Xing. Control criteria for deformation of foundation pits based on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21, 43(3): 465-470. DOI: 10.11779/CJGE202103009
Citation: MU Lin-long, ZHU Meng-xi, HUANG Mao-song, KANG Jing-wen, JI Zhi-chao, YU Xing. Control criteria for deformation of foundation pits based on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21, 43(3): 465-470. DOI: 10.11779/CJGE202103009

基于临近桩基保护要求的基坑变形控制指标研究  English Versio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73801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16YFC0800200

上海市启明星计划项目 19QC1400500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木林隆(1984—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深基础与地下工程开挖方面的研究工作。E-mail:mulinlong@tongji.edu.cn

  • 中图分类号: TU433

Control criteria for deformation of foundation pits based on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

  • 摘要: 基坑开挖对临近桩基的保护一直是基坑工程的难题之一,控制围护墙变形是防止临近桩基破坏的最主要措施,而目前对于围护墙的变形控制标准主要是来源于统计结果,并不能反映临近桩基的变形承受能力。通过基于位移控制的基坑开挖对临近桩基础影响两阶段分析方法,建立基坑围护墙变形与桩基变形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对基坑与桩基的主要相关参数分析提出了变形影响因子。在此基础上,基于临近桩基础角变形控制要求,提出了基坑围护墙最大水平变形的控制指标与经济指标。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 is always a key concern of the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in urban areas. Controlling the deformation of the retaining wall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the damage of the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 induced by the excavation. Lack of control criteria for deformation of retaining wall of an excavation usually leads to difficulties for engineers to design the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xcavation near the existing pile foundations. The current deformation control criteria for the retaining wall come from the statistics derived from the measured results, which cannot reflect the real deformation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existing pile foundations. In this study, a two-stage analysis method is proposed to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an excavation on the adjacent piled raft found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formation of the retaining wall and the deformation of the pile foundations is investigated. A deformation impact factor is proposed through a series of parametric study taking account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foundation pit and pile foundations. Based on the deformation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adjacent pile foundations, the control and economic criteria of the deformation of the retaining wall are proposed.
  • 土的本构关系研究以及本构模型的合理建立是现代土力学的核心问题[1]。本构关系的发展也先后历经了强度和变形分离考虑的传统土力学阶段和以剑桥模型[2]、双屈服面模型[3]、清华模型[4]、统一硬化模型[5]为代表的全面反映土的基本力学特性的现代土力学阶段,对土体复杂应力应变关系的描述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但除了少数模型被普遍认可之外,大部分模型却都难以被广泛地应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①忽视了对土的基本力学特性共同变化规律的深入研究。土的基本力学特性是土区别于其他材料的标志,同时也是建立本构模型的重要基础和评价本构模型合理性的基本依据,而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基本力学特性的归一化处理。②传统本构理论中的基础假设与土的实际变形机制并不相符[6]。比如认为塑性应变增量的方向与应力增量无关,仅取决于应力状态,但现在已通过试验证明了塑性应变增量方向的非唯一性。此外,在建立弹塑性模型过程中,对于屈服面的数目及如何选用、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流动法则和硬化规律,均缺乏一个普遍认可的标准。③针对新的理论和方法,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只是单纯地进行数学意义上的统计分析,缺乏理论背景的支撑。当前,大数据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中,但在岩土工程领域尚处于发展初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研究过程,但其特点和思想应受到业界的重视。

    通过研究分析,未来土本构关系的发展可从以下方面考虑: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引入新的理论或技术,如神经网络、大数据技术等;②研究主应力轴旋转等复杂受力情况的力学特性及其本构模型;③考虑土体在受力过程中骨架相变和多场耦合问题[7]。土的本构关系研究应尽可能的考虑它的实用性,但作为土力学中的基础性研究主要看它的创造性如何,看它是否能够促进该学科的发展[8]。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未来复杂岩土力学与工程问题,有必要开辟新的研究途径,为土的本构关系研究提供新的和更一般的理论。

    近年来,大数据技术[9]已经在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事物间关系的巨大可能性。特别是近几年大数据技术在岩土工程的特征挖掘与规律发现上[10-12]表现了突出的能力,表明了大数据技术在土的本构关系研究上是可行的。笔者在研究剪缩型土本构模型的基础上,在本文中拟采用大数据技术,揭示剪胀型土应力应变关系试验结果的力学特性共同特征,并根据广义塑性力学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本构模型。

    在本文中,需要利用回归算法在剪胀型土的应力应变试验大数据基础上,建立关于塑性系数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研究模型。但传统算法需要在已知函数结构的前提下才能回归处理,同时在进行大数据处理时,存在着效率低下等问题[13]。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Hadoop+Spark平台的Distributed Adaptive Auto Regression(DAAR)分布式自适应自回归算法。

    Hadoop[14]是一个基于分布式系统架构设计的数据管理平台,其核心组件为MapReduce并行计算框架和HDFS分布式文件系统。其中HDFS负责数据的存储功能,具有较高的容错性和可靠性。Spark[15]则是一个专用于分布式计算的平台,相比于MapReduce,它可在内存中以接近“实时”的效率完成所有的数据分析。因此,结合研究实际,一方面利用HDFS作为分布式数据存储库,另一方面考虑到Spark的高效计算性能,选择其作为本研究中的大数据分布式计算工具。综上,本文搭建了一个Hadoop+Spark的处理平台,并采用Spark的YARN-Standalone集群模式开展剪胀型土试验大数据的处理,其工作流程步骤如图1所示。

    图  1  Yarn-Standalone的工作流程图
    Figure  1.  Flow chart of work of Yarn-Standalone

    在传统回归算法中,每次迭代都必须要遍历所有数据,从而使得计算效率低下;而Hadoop+Spark的大数据处理平台一方面可利用Spark的全局共享内存来存储全计算过程中的所有数据,以解决数据重复遍历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让集群中的各并行化支路以及工作节点共同参与到处理中,即原本需要花费5 h完成的任务,现在通过5条并行化支路花费1 h即可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和稳定性。

    为了解决传统回归算法不能自适应回归处理的问题,首先利用泛函网络[16],然后建立标准基函数池和泛函网络神经元调节机制[17],最后引入可用于评判回归模型效果的AIC[18]准则。

    泛函网络是神经网络的一种拓展,但其神经元函数并不固定,之间也无联接权值。它可根据待求问题的数据特征建立一个标准基函数池。然后再通过调节机制,即隐层基函数的平均放电速率和隐层与输出层的互信息强度来对各神经元本身以及之间的连接结构进行优化,并通过AIC准则综合实现所求回归模型的最优化求解。

    泛函网络的初始结构会对运算处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所处理试验大数据的不同特征,并结合剪胀型土的基本力学特性,建立了若干个泛函网络的初始结构。鉴于篇幅所限,下面主要介绍其中一种在给定泛函网络初始结构下的最优化处理过程。

    首先设D={(xr,yr)|r=1,2,,k}为待处理的数据样本集,k为样本数,X=(x1,x2,,xk)为泛函网络的输入,Y=(y1,y2,,yk)为输出,该泛函网络回归模型的初始结构为

    yr=ni=1mj=1aijϕij(xr), (1)

    式中,aij为泛函网络回归模型的参数,ϕij(xr)为从基函数池中选择的基函数。该回归模型与实际输出值之间总是存在误差εr,再假设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即εr-N(0,σ2),在此基础上则有

    yr-N(ni=1mj=1aijϕij(xr),σ2), (2)

    式(2)对应的极大似然函数可表示为

    L(Y,aij,σ2)=kr=112πσexp{12σ2(yrni=1mj=1aijϕij(xr))2}, (3)

    式中,Y=[y1,y2,,yk]T,再对式(3)两边同时取对数可得

    lnL=k2ln2πk2lnσ212σ2kr=1(yrni=1mj=1aijϕij(xr))2 (4)

    当式(4)最大时,可求得aijσ2的最优估计值,而与此同时,式(5)需要取得最小值,即

    S=kr=1(yrni=1mj=1aijϕij(xr))2Smin (5)

    因此,要使式(5)为最小值,aij就需要满足式(6)所示条件,即对aij求偏导,并令其为0

    Saij=2kr=1(yrni=1mj=1aijϕij(xr))ϕij(xr)=0 (6)

    由式(6)等于0可求出aij,而要使极大似然函数最大,还需要对σ2进行如下式所示的处理:

    lnLσ2=k2σ2+12σ4kr=1(yrni=1mj=1aijϕij(xr))2 (7)

    然后,令式(6),(7)分别等于0,可求得

    σ2=1kkr=1(yrni=1mj=1aijϕij(xr))2, (8)

    将式(8)代入式(3),可得

    l(y|aij,σ2)=k2ln2πk2lnσ2k2 (9)

    再根据式(10),即可求得相应的AIC值。

    mAIC=2l(y|aij,σ2)+2(n×m) (10)

    式(1)~(10)表示了给定初始结构下参数aij及对应AIC值的计算过程。但在本文中,为了得到最优化的回归模型,设计了多个初始结构,然后再在每一个初始结构下通过神经元调节机制对其结构进行不断优化,从而得到了若干个优化结构以及对应的AIC值,最后将所有优化结构对应的AIC值进行比较,综合分析后即可选出AIC值最小、结构最优化的回归模型。

    综上可知,回归模型最优化选择的过程计算复杂度大、所占用计算资源多,因此可利用1.1节中建立的大数据平台以进行分布式的高效稳定处理。通过分析可知,整个运算过程有两个阶段可利用平台中的各并行化支路进行处理。第一个阶段是对若干初始结构进行并行化处理;第二个阶段是在给定的初始结构下,对若干个经过神经元调节机制后得到的优化结构进行并行化处理。

    根据广义塑性力学,不考虑洛德角和应力主轴旋转,可得到主空间上塑性应变增量与应力增量的关系。

    dεpv=Adp+Bdq, (11)
    dεps=Cdp+Ddq (12)

    式中,A,B,C,D称为塑性系数。在传统塑性理论中,采用关联和非关联流动法则时,分别有

    ADBC=0, B=C, (13)
    ADBC=0,BC (14)

    因此,业界认为土体材料的力学特性可用塑性系数来表达,如对剪缩型土有A>0,B>0,这都表明塑性系数与土本构关系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式(11),(12)可知,只需确定4个塑性系数即可求得土体的塑性变形。通过对现有塑性系数计算模型的研究可知,其具有直观方便、理论明确等优势,但采用不合理的假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虽然简化了本构模型的复杂性,但却限制了其在工程上的应用。特别地,当土的实际力学特性不能与其假设相符合时,基于这些假设建立的本构模型便不能有效地表达其本构关系,甚至还会产生较大的误差,从而影响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因此,本文将基于剪胀型土试验大数据的特征关系,结合DAAR算法,对各塑性系数开展深度挖掘研究。首先可基于等压屈服的试验大数据,求得A的计算模型;然后利用式(11),可求得B的计算值,再通过分析其影响因素,可建立起B的计算模型;通过简化假设和系数比较法,可求得D的计算模型;最后参考B的研究方法,再根据式(12),即可建立起D的计算模型。

    剪胀型土试验大数据收集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是保证本文研究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将分别从数据的来源、提取和检验3个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数据来源的控制。考虑到噪声数据的不利影响,课题组综合了SJR和H-index指数,主要从表1所示的权威刊物发表的论文资料中进行筛选,相比于其他数据来源,可以说从源头上确保了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表  1  部分数据主要来源
    Table  1.  Main sources of data
    序号国家期刊名称SJRH-index
    1英国Geotechnique2.571114
    2中国岩土工程学报0.65542
    3加拿大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1.753100
    4英国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1.94679
    5日本Soils and Foundations1.24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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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提取的控制。考虑到常规三轴压缩试验在实际应用中较为普遍,数据丰富并且较易获取。因此在本文研究中要求试验数据必须来源于常规三轴压缩试验的土样本。另一方面选择的土样本需要根据剪胀型土的基本力学特性,如体应变随轴向应变的增加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等条件来去除不符合的试验数据。同时在提取试验数据点时,必须按照实际的试验点尽可能多地进行提取,因为如果数据点提取的过少,会影响到应力应变关系的真实表达。严格控制数据的提取过程进一步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

    数据检验的控制。考虑到在第①和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为因素影响,将课题组分为两个小组,严格按照上述过程再次进行交叉检验,最终得到了326个剪胀型土样本,并计算得到相应的试验数据。由于篇幅限制,部分剪胀型土样本试验数据如表2所示。

    表  2  部分土样本的数据
    Table  2.  Data of some soil samples
    编号试验序列点dp/kPaq/kPadp/kPadq/kPaεpv/%εps/%
    JZ-1210.67715.12795.2840.23120.690.260.39
    20.44745.43886.2830.3290.960.480.89
    24-0.02820.841112.52-2.51-7.530.5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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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杨光华[1]关于剪缩型土中A的研究可知,对于剪胀型土,在式(11)中,当位于p轴上时dq=0,对应dεpv=Adp,再结合dεpv的变化规律,即此时dεpv为最大值,所以有

    A=A0=dεpvdp (15)

    当土达到临界状态时,有dεpv0,可知dεpv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因此可用一个变化系数a来进行表征。综上分析,剪胀型土塑性系数A可表示为

    A=A0a (16)

    因为A0与剪胀型土的等压屈服特性有关,即可通过等压固结试验中的εpvp求得。首先进行归一化处理:ˉpd=p/pd-max,ˉεpvd=εpv/εpv d-max。其中,ˉpdˉεpvd表示归一化后的pεpvpd-maxεpv d-max分别表示在针对该类剪胀型土的一系列等压固结试验中,等向固结压力达到最大值时所对应的pεpv

    图2ˉεpvd-ˉpd的大数据特征关系图,在其等压固结试验中,ˉεpvdˉpd的增加逐渐增大,且ˉεpvd的变化速率逐渐减小,再根据DAAR算法,可得

    ˉεpvd=ˉpdt1+ˉpdt2, (17)
    图  2  ˉεpvd-ˉpd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2.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ˉεpvd and ˉpd

    式中,t1=-0.001,t2=0.628,拟合度为0.914。通过归一化处理的逆过程变换,便可得A0,即

    A0=εpv d-maxpd-max[t1+(ppd-max)t2](t21)p2(pd-max)t2[t1+(ppd-max)t2]2 (18)

    为了反映土的剪胀性,需要在模型中反映出d>0d<0两种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可反映剪胀特性的剪胀应力比Md引入到文献[6]的变化系数中:

    a=1(η/Md)21+(η/Md)2, (19)

    综上,可得到剪胀型土中A的计算模型:

    A=εpv d-maxpd-max[t1+(ppd-max)t2](t21)p2(pd-max)t2[t1+(ppd-max)t2]21(ηMd)21+(ηMd)2 (20)

    在塑性系数的研究初期,学者普遍认为B仅与q有关。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pq之间存在着耦合作用,因此又认为B是关于pq的函数。为了建立一个能更加准确反映土基本力学特性的计算模型,本文综合考虑了B与各应力应变参数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最大信息系数(MIC)[19]。因此分别计算了它们之间的MIC值,并绘制了箱型图。

    图3可知,Bη的MIC平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其相关性更高,因此将η作为B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又因为η主要表现为剪应力的作用,为了避免重复影响,故在次要影响因素中不再考虑q的作用,而将p,dp,dq,εpv,εps作为B的次要影响因素研究。

    图  3  B与应力应变参数之间的MIC值
    Figure  3.  Values of MIC between B and stress-strain parameters

    (1)塑性系数B与显著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函数

    在剪胀型土中,Bη的变化过程如图4所示。

    图  4  Bη的变化过程
    Figure  4.  Change process of B with η

    在剪胀型土中,峰值应力比Mf记作Mf-max。由于η差别较大,可以Mf-max作为归一化参数进行处理:

    ˉη=η/Mf-max (21)

    由此可绘制出Bˉη的大数据特征关系见图5

    图  5  Bˉη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5.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B and ˉη

    图5可知,在剪缩时,Bˉη的增大呈减小趋势,当ˉηˉMdˉMdˉη所对应的剪胀应力比),B0;在剪胀时,Bˉη的增大继续减小,其减小速率更快,幅值更大。此时根据DAAR算法,可得

    B1(η)=Bη=(ˉMdˉη)n1ˉMdn2ˉηn2ˉMdn3+ˉηn3, (22)

    式中,Bη表示η所对应的B值,B1(η)表示Bηη的相关性函数,n1=41.066,n2=67.657,n3=-38.549,所得拟合曲线与试验值的拟合度为0.775。

    (2)塑性系数B与次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函数

    在上节中,已研究了ηB的影响,并得到了B1(η)。本节中利用式(23)即可得到次要影响因素对B的作用。

    Be=B/Bη1, (23)

    式中,Be表示仅考虑η时,B的残余误差,也是次要影响因素对B影响的比例。本节主要利用相关性函数来研究Be与各次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峰值状态时的p可记作pp-max。由于样本中p范围差别较大,因此可以pp-max为归一化参数。

    ˉp=p/pp-max (24)

    由此可绘制Beˉp之间大数据特征关系见图6

    图  6  Beˉp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6.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Be and ˉp

    在剪缩时,Beˉp的增加逐渐减小,且变化速率逐渐降低;在相变转换状态时,Be0;在剪胀时,Beˉp的增加快速减小,根据DAAR算法,可得

    B2(p)=n4tan(n5ˉp+n6) (25)

    式中,B2(p)可表示Bep的相关性函数,n4=0.072,n5=-4.543,n6=3.105,拟合度为0.716。

    剪胀型土中的εpv在临界状态和相变转换状态时可记作εpvcsεpvpts。由于εpv的范围差别较大,因此可采用如式(26)所示的归一化方法进行处理。

    ˉεpv=εpvεpvcs-minεpvpts-maxεpvcs-min (26)

    由此可绘制出Beˉεpv的大数据关系图(图7)。

    图  7  Beˉεpv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7.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Be and ˉεpv

    在剪缩时,Beˉεpv的增加逐渐减小,当达到相变转换状态时,有ˉεpv=1,Be0;在剪胀时,Beˉεpv的减小呈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在临界状态,有ˉεpv=0,Be0,此时可根据DAAR算法分别对剪缩和剪胀阶段进行研究,然后可建立起全过程的Beˉεpv之间的相关性函数。

    B3(εpv)=H(Mdη)(n7+n8ln(ˉεpv)ˉεpv)+H(ηMd)(n9ˉεpv2ln(ˉεpv)), (27)

    式中,

    H(Mdη)=1+Sgn(Mdη)2,Sgn(Mdη)={1(Mdη>0)1   (Mdη<0) } (28)

    B3(εpv)表示Beεpv的相关性函数,n7=0.005,n8=-0.126,n9=2.170,拟合度为0.619。

    由于εps在临界状态时仍会继续增大,故将εps的最大值记作εpsmax。然后以εpsmax作为归一化参数。

    ˉεps=εps/εpsmax (29)

    由此可绘制出Beˉεps的大数据特征关系见图8

    图  8  Beˉεps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8.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Be and ˉεps

    在剪缩时,Beˉεps的增加逐渐减小;在剪胀时,Beˉεps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根据DAAR算法,有

    B4(εps)=n10cosh(n11ˉεps)+n12ˉεps (30)

    式中,cosh为双曲余弦函数,n10 = 0.384,n11 = 2.234,n12=-1.832,拟合度为0.710。

    由于dp,dq范围差别较大,因此可选先期固结压力pc进行归一化处理,分别得到了¯dp¯dq

    ¯dp=dppc,¯dq=dqpc (31)

    由此可绘制出Be¯dp,¯dq的大数据特征关系见图9

    图  9  Be¯dp,¯dq之间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9.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Be, ¯dp and ¯dq

    Be¯dp,¯dq减小而逐渐减小,根据DAAR,有

    B5(dp)=n13tan(n14¯dp+n15), (32)
    B6(dq)=n16tan(n17¯dq+n18) (33)

    式中,B5(dp),B6(dq)分别表示Bedp,dq的相关性函数,n13=0.162,n14=4.191,n15=-0.671,n16=0.191,n17=1.316,n18=-0.653,拟合度分别为0.724和0.725。

    (3)塑性系数B计算模型的建立

    从2.3节的研究可知,基于试验大数据建立的B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函数拟合度均较低,这表明不能只考虑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需要考虑显著性因素和次要因素的综合影响作用。又因为Bep,εpv,εps,dp,dq之间的相关性函数实际上包含了所有次要影响因素的作用,所以需要在B的计算模型中根据它们的相关性差异进行加权处理。表3计算了Be与各次要影响因素之间的MIC值。

    表  3  Be与各次要影响因素之间的MIC值
    Table  3.  Values of MIC between Be and secondary influencing factors
    mp-Bemεpv-Bemεps-Bemdp-Bemdq-Be
    0.6890.4850.6540.66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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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计算出各次要影响因素对Be的权重影响值,如下式所示:

    wp-Be=mp-Be/(mp-Be+mεpv-Be+mεps-Be+mdp-Be+mdq-Be) (34)

    式中,wp-Be=0.219,表示pBe的影响权重值。同理可求得εpv,εps,dp,dqBe的影响权重值分别为0.154,0.207,0.210,0.210。

    综上分析,根据剪胀型土的基本力学特性,结合B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函数,加上各次要因素对Be的权重影响,综合建立了基于剪胀型土试验大数据的B的计算模型。

    B=B1(η)[1+wp-BeB2(p)+wεpv-BeB3(εpv)+wεps-BeB4(εps)+wdp-BeB5(dp)+wdq-BeB6(dq)] (35)

    要想求解A,B,C,D,只有式(11),(12)两个有效方程是不够的,虽然可通过等压屈服试验求得A,进而求得B。但对于C,D仍然有无穷多解,此时可通过增加试验或是采用简化假设的方法来求解剩余的塑性系数。在本研究中,根据剪胀率的公式:

    d=dεpvdεps, (36)

    可得

    d=dεpvdεpsdεps=dεpvd=Adp+Bdqd=Addp+Bddq=Cdp+Ddq (37)

    式中,在理论上可通过系数比较法,求得CD。但由于在B中含有dp和dq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处理时将存在较大的阻碍,而采用简化假设的方法,即假设dp和dqB的影响很小,此时再用系数比较法,便可得

    D=B/d (38)

    这样不仅可减少计算的复杂度,也不用增加新的试验,同时还可以提高模型的适用性。但此处需要注意:不能直接令C=A/d,因为这将直接等效为AD=BC,显然与土的实际变形机制不相符;此外,相比于A的计算模型精度,B是通过试验大数据的深度挖掘,考虑多因素综合影响建立的,所以认为B的精度更高,因此在本研究中认为首先利用简化假设和系数比较法求得D,然后再根据式(12)求解C更为合理。在得到C的计算值之后,参考B的计算模型研究方法,分别计算了C与各应力应变参数之间的MIC值,并结合土的基本力学特性,将η作为C的显著性影响因素,而将p,dp,dq,εpv,εps作为C的次要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塑性系数C与显著性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函数

    根据前文计算出的ˉη,可绘制Cˉη的大数据关系见图10

    图  10  Cˉη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10.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C and ˉη

    再根据DAAR算法,可得

    C1(η)=Cη=¯Mdl1ˉηl1l2ˉηl3sin(¯Mdˉη), (39)

    式中,Cη表示显著性影响因素η所对应的C值,C1(η)表示Cηη的相关性函数,l1=1.573×10-8,l2=0.002,l3=-2.195,拟合度为0.736。

    (2)塑性系数C与次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函数

    在上节中,已研究了ηC的影响,并得到了C1(η)。本节中利用式(40)即可得到次要影响因素对C的影响。

    Ce=C/Cη1 (40)

    Ce表示仅考虑η的塑性系数C的残余误差。根据前文得到ˉp,可绘制Ceˉp之间大数据关系见图11

    图  11  Ceˉp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11.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Ce and ˉp

    再根据DAAR算法,可得

    C2(p)=l4tan(l5ˉp+l6), (41)

    式中,C2(p)表示Cep的相关性函数,l4=-0.076,l5=4.408,l6=3.270,拟合度为0.712。根据前文计算的¯εpv,可绘制出Ce¯εpv的大数据关系见图12

    图  12  Ce¯εpv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12.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Ce and ¯εpv

    再根据DAAR算法,可得Ce¯εpv的相关性函数:

    C3(εpv)=H(Mdη)(l7+l8ln(¯εpv)¯εpv)+H(ηMd)(l9¯εpv2ln(¯εpv)) (42)

    C3(εpv)表示Ceεpv的相关性函数,l7=-0.028,l8=-0.138,l9=2.146,拟合度为0.614。根据前文的¯εps,可绘制Ce¯εps的大数据关系图(图13)。

    图  13  Ce¯εps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13.  Big data relationship between Ce and ¯εps

    再根据DAAR算法,可得

    C4(εps)=l10cosh(l11¯εps)+l12¯εps, (43)

    式中,C4(εps)表示Ceεps的相关性函数,l10=0.479,l11=2.181,l12=-2.161,拟合度0.705。根据前文的¯dp¯dq,可绘制Ce¯dp,¯dq大数据关系见图14

    图  14  Ce¯dp,¯dq之间的大数据关系
    Figure  14.  Big data relationship among Ce, ¯dp and ¯dq

    图14所示的大数据特征关系基础上,根据DAAR算法,可得

    C5(dp)=l13tan(l14¯dp+l15), (44)
    C6(dq)=l16tan(l17¯dq+l18), (45)

    式中,C5(dp),C6(dq)分别表示Cedp,dq的相关性函数,l13=0.146,l14=4.385,l15=27.596,l16=0.137,l17=1.452,l18=21.317,拟合度分别为0.715和0.716。

    (3)塑性系数C计算模型的建立

    根据2.4节的研究,C同样需要考虑显著性因素和次要因素的综合作用。因此参考B的研究方法,即可分别得到次要因素对Ce的权重影响值。然后可建立起剪胀型土中C的计算模型。

    C=C1(η)[1+wp-CeC2(p)+wεpv-CeC3(εpv)+wεps-CeC4(εps)+wdp-CeC5(dp)+wdq-CeC6(dq)] (46)

    总的应变增量可分解为弹性部分和塑性部分。

    dεv=dεev+dεpv, (47)
    dεs=dεes+dεps (48)

    再根据广义胡克定律,有

    dεv=(A+1/K)dp+Bdq, (49)
    dεs=Cdp+(D+1/3G)dq, (50)

    式中,K为弹性体积模量,G为弹性剪切模量,可分别通过式(51)和(52)求得

    K=E/3(12ν) (51)
    G=E/2(1+ν), (52)

    式中,Eν分别为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在求得弹性变形的基础上,再结合第2节的研究内容,即可建立一个新的剪胀型土本构模型。

    dεv=[A+3(12ν)/E]dp+Bdq ,dεs=Cdp+[D+2(1+ν)/3E]dq ,} (53)

    式中,塑性系数A,B,C,D可分别通过式(20),(35),(46),(38)求得。其中涉及到的模型参数可通过等压固结和常规三轴试验求得。各参数的具体求解方法已在2.2~2.4节中进行了研究,此处不再叙述。

    为进一步检验本文模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分别利用修正剑桥模型、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20]以及本文模型对3组独立的未参与之前模型建立的剪胀型土试验数据[21]进行预测研究。其中,修正剑桥模型和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所需参数如表4所示。

    表  4  验证试验的模型参数值
    Table  4.  Values of model parameters validation experiments
    编号λκMMdν
    土10.00680.00421.660.950.31
    土20.01610.00511.350.870.30
    土30.01060.00491.580.8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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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文模型所需参数可通过2.2~2.4节中关于模型参数的确定方法求得;最后通过不同模型的验证试验,得到了如图15所示的试验结果。

    图  15  预测曲线与试验值的比较
    Figure  15.  Comparison between predicted curves and experimental values

    q-ε1曲线可知,通过修正剑桥模型和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均比试验值偏大;由εv-ε1曲线可知,修正剑桥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均为正值,即不能反映在剪胀阶段的力学特性,而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虽然能够大致描绘剪胀型土的剪胀性及非线性,但与试验值仍然存在一定误差。相比之下,通过本文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均吻合较好。结果表明基于剪胀型土应力应变试验大数据建立的本构模型要优于修正剑桥模型和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并且对不同应力路径下剪胀型土的力学特性表达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鲜有从大数据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本构关系。通过本文研究可知,新模型不仅能更好地反映剪胀型土的本构关系,还有效地突破了传统本构理论的束缚,具有更为广泛的理论意义。此外,从当前已完成工作来看,其有原理明晰、模型合理可靠等优点,不需考虑选用何种关联法则或屈服面,大大简化了建模的难度。本文研究虽然得到了模型参数一些定性的物理意义,但对于参数更为精确的物理意义,下一步还将重点进行研究探索。另外在本文中,研究的试验数据主要来源于常规三轴试验,应力加载范围多属于平均水平,也并未考虑应力主轴旋转等因素的影响。但笔者相信随着复杂应力路径下的综合试验数据库的建立和大数据技术在本构关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本构模型的适用性问题势必会得到有效解决。

    (1)建立了一个基于Hadoop+Spark的平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DAAR算法,有效解决了传统回归算法不能进行自适应回归,以及在处理大规模试验数据时的计算不稳定、效率低下等问题,为剪胀型土的本构关系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2)发现了塑性系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广义塑性力学的理论基础上,利用DAAR算法,考虑各塑性系数显著性影响因素和次要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基于MIC权重计算,建立了一个新的剪胀型土本构模型。

    (3)验证试验结果表明本文模型要优于修正剑桥模型和考虑剪胀性的类剑桥模型,并且可以较好地描述不同应力路径下剪胀型土的应力应变特性。本文模型的建立在大数据技术与土体本构关系的交叉研究领域、建模能力的增强与计算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 图  1   基坑诱发桩筏变形分析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ile-raft deformation analysis induced by foundation pit

    图  2   基坑对临近桩筏基础影响分析工况

    Figure  2.   Synthetic case study of response of piled-raft adjacent to a braced excavation

    图  3   土体模量对umax-δ关系影响

    Figure  3.   Influences of soil modulus on umax -δ relation

    图  4   归一化角变形的变化

    Figure  4.   Variation of normalized angular distortion

    图  5   基坑变形控制标准

    Figure  5.   Deformation control criteria for foundation pits

    表  1   建筑物与地基类型组合的允许角变形

    Table  1   Allowable angular distortion for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building and foundation types

    建筑物/地基类型基坑工程技术规范[5]地基基础设计标准[25]Skempton等[26]Finno等[27]欧章煜等[28]
    砌体结构/条形基础0.0070.0041/300NA1/2500
    框架结构/独立基础0.0030.0031/3001/10001/500
    框架结构/筏板基础0.0040.0041/3001/10001/500
    框架结构/桩基0.0040.003∼0.004NA1/1000NA
    高层建筑HB*<100 m0.002∼0.0040.002∼0.004NANANA
    桩基础 HB>100 m0.001∼0.0020.001∼0.002NANANA
    塔楼 HB<100 m0.005∼0.0080.005∼0.008NANANA
    桩基础 HB>100 m0.002∼0.0040.002∼0.004NANANA
    *注:HB为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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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桩顶角变形

    Table  2   Calculated angular distortion

    桩型有限元本文方法
    群桩0.0020.0019
    桩筏0.0018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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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参数研究中的基准参数

    Table  3   Baseline parameters in parametric study

    参数开挖深度H/m埋深D/m基坑长度L/ m土体弹性模量Es/MPa土体泊松比νs桩弹性模量Ep/GPa桩泊松比νp桩长l/m桩径d/m开挖距离s/m桩间距s0/m
    取值101040240..5300.167250.83.22.4
    下载: 导出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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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类型引用(3)

图(5)  /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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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6-30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04
  • 刊出日期: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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